文化研究：　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我只讲两点。

第一点是文艺学的层面。现在的文艺学主要研究精英文学、作家文学和专业作家文学。但是从一个民族文化的总的方面看，专业作家及其作品只是少数，而文学是整个民族上、中、下层社会里都有的现象。具体一点讲，就是除了上层专业作家和精英文学之外，还有大量的通俗文学，也就是市民俗文学。此外，还有更广泛的一种文学，就是农民文学、口头文学，也就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数量相当大。但我们的文艺学主要局限于研究作家文学，而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都被排除在外不计了。因此就文学理论本身来讲，这是不完整的。文艺学应该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总括了整个民族的上下层的文化和文学，可以称作一般文艺学；另一个层次应该有几个分支学科，比如作家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和口头文艺学等。这样的文艺学体系才是比较完整的。如果我们在理论高度上不包括这三个层次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显然是一种残缺。我从民间文学角度来看问题，请大家考虑。

第二点是文艺学的研究方法。我国传统诗话和文论，中心思想是讲伦理，以规范人的行为出发点。近现代以来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强调文学的个性。近五十年受苏联的影响，侧重于把文艺现象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近二十年来有些改变，现在又把文艺学作为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在我看来，文艺是一种多层面的文化现象，而不只有一个层面。文学不仅应该从社会学来研究，也应该从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方面和多角度来研究。所以文学的多学科和多角度研究非常重要。只用一种方法来解释文学的整体，一定会不完整。我主张引进民俗学方法，不是因为我搞民俗学，就卖菜说菜好，自卖自夸。因为人是民俗的动物。人生下来，在娘胎里面就与许多的民俗有关，到后来走路、说话、叫妈妈，都是在民族风俗里面形成的。理论家把民族性作为衡量文学的一种观点，民族性就不能不包括民俗。许多作家的作品反映了丰富的民俗现象。鲁迅作品中，祥林嫂的很多观念和细节，就是民俗的。北京人的民俗也反映在老舍的作品里面。所以，民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维度，是应该考虑的。

我想讲一下中外文艺理论观念的变化与文化研究思潮。中外学者对文学理论的理解不同，赋予文学理论的含义也不一样。西方有学者认为，讨论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利奥塔等人，就是在讨论文学理论，另外有学者提倡把文论上的方法运用到其他社会科学上去。文化研究实际上成为当前欧美的主要思潮。我认为，首先，要走自己的路，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具有自身的传统，在实践中也行之有效，恐怕不能轻易地丢掉。其次，文论向文化领域拓展，进行综合，有宽阔前途。向文化研究拓展，就会产生文化诗学。文化诗学，既是文学本体各种问题的内在研究，也是伸向文化各个方面的、对文学底蕴的研究，是一条深化文论研究的道路。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切入口，有效的方法可以提供借鉴，两者互有补充。但是我认为，文学理论研究不是泛文化研究。再次是大众文化研究问题。要阐明其兴起的原因、资源和功能。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是近10多年来的新课题，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阐释这一现象，也在于提升这一学科，促进大众文学的健康发展。还有是对文史哲大文科的设想，我认为应加以科学分析，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与综合，摈弃那种极端化了的“唯科学主义”；并注意在调整和综合中逐步注入人文精神。在当今多元对话的时代，文化研究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

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对策和态度都是彼此不一样的。我认为，全球化是有修饰语的，是经济全球化。不应该把这个概念无边地扩大到各个领域。全球化用来概括世界经济如何在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投资等方面突破国家的界限而走向全球化，也就是资本或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我坚持认为，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到来，它还相当遥远。这也不是个人的看法，包括许多美国学者也持这种意见。马克思在150多年前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至今对我们有启发意义。马克思把世界文学与世界市场和贸易一起提，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究其实质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马克思早提到了。但马克思讲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非民族反民族的概念，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进程。当然民族性也是开放地发展，而不是绝对的、固定的。

文学理论要在文化研究中寻求新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它应该创造性地继续过去文论传统，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文论传统，在文化研究中重新思考审美、语言、心理等80年代以来的经典命题。在文化研究中文学理论正在出现如下新转变。一是文学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或美学问题而成了文化问题，因而要把文学置放到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语境中研究，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长的文化意味；二是文学并不只是属于高雅文化或严肃文化，它同大众文化具有紧密联系，这就要求把文学现象同电影、电视、通俗音乐、广告和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现象联系起来，重审它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新的内涵、角色和位置；三是文学已从单纯的文字和纸质书本变成了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形态以及包括国际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传播形式，这要求把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起来研究；四是文论研究正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跨学科方法，不仅要继续传统的哲学思辨、审美鉴赏、比较文学等手段，而且要跨学科化，把哲学美学、比较诗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人文学科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文学理论的“多学科交响”；五是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本身现在也已经多元化，如理论型、媒体型和日常型。从事理论型研究的专家也应该关注一下其他“理论”形态，在关注中思考我们自己的新位置。

建设当代中国文艺学的根本和母体是中国文论传统。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文论传统，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二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艺学传统，三是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我们要十分重视第二种，即现代文化论传统。当代文学建设首先应该在本世纪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不断探索形成的现代文论基础上进行。我们100年来尽管走过许多弯路，但仍然在实践中开辟了四种不同路径。第一种是朱光潜的“移花接木”论。这一概括首先是由意大利学者马·沙巴蒂尼提出来的，朱先生本人也接受了这一看法。他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论之木。第二种是宗白华的“东西今古”和“融合贯通”论，宗先生强调中国文化建设应该注意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个性”特点，要将“东西今古”融合贯通，创造一种新文化、新体系。第三种是钱锺书先生的“打通”论和“阐释之循环”。钱锺书实际是中国文化诗学研究的奠基者。他提出要实现古今中外与各种不同系科、艺术类型之间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打通”。他又提出“阐释之循环”的方法，这包括中西相互阐释、古今相互阐释循环，个别、局部与整体阐释之循环。第四种是综合创新模式。40年代张岱年先生首先在哲学研究方面提出，后来王元化和蒋孔阳先后多次提出在文学理论、美学研究应该采取综合创新的路子。九十年代初期钱中文先生又详细论证了主导、分析、综合创新的问题。这些理论探索为我们开辟了新路径，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进一步踏着他们的足迹向前迈进。

这里想重新审视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我认为，在研究对象上应该进行结构分析。文论不是铁板一块，它有不同层面。起码有三个层次：话语、意义和价值。对这三个层面要分别采用考据、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前两个层面问题比较简单，但在对古文论的价值进行解释这一层面上，问题比较复杂。解释层面是一个对话系统。对话就是要把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意蕴看成一种依然活着的精神状态，而不是死的知识，进入它，进行沟通，让它走近我们，所以这个领域应该最有意义。对话语考据和意义层面的研究都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在于解释层面，它生成意义。古人所开拓的精神空间、精神高度、生存智慧和艺术品味，通过解释才能进入我们的生活和文学建设。古代文论的最高层面非常精微，是古代人生存方式的象征形式或表征。它解决古人生存论问题，是一种生存智慧的升华。首先要走近古代文论的这个价值和意蕴层面，借助古人体认和涵泳方法，把它看成一种活泼泼的精神，进入并品味它，这样才能与它真正沟通。现代生存方式和古人大不一样，面对的生存问题也不一样，不可能完全和古人沟通。但我认为，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化创造，解释层面是人类的精神空间和财富，还是具有意义的，这要从生存方式上考察。古人与我们在根本的生存论上有一致之处，即如何面对物欲和功名利禄、看护自己的精神、使自己达到一定高度。在瞬间生成某种意义，这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意蕴就是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它可能消解基本焦虑，在一定时间里使精神达到某种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文论所包含的精微意蕴对现在来说很有意义。它一旦通过体认和涵泳而进入我们的生命，就会转换成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中的文论话语。其次就是语境重建。语境虽然过去，但可以重建。因为一种文化语境是在一个时代的各种文本里面暗含着的。接触文本，就能从中感觉到触摸到，并且把它提炼出来。

我们长期以来重视精英文化和上层文化，而忽略下层民间文化。我觉得巴赫金与钟敬文两位先生关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和见解对我们有重要启示意义。他们都主张文化研究要有民间立场，充分重视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下层文化在文化转型期的作用。巴赫金立足于文人文学而研究民间文化，寻找文人创作的民间文化根源，比如拉伯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钟敬文先生则以民间文学作为立足点，研究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影响。但两位先生的整体文化观又是接近的。巴赫金区分出一个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文化，钟敬文则从80年代以来坚持认为民族文化有三个层次，即上层精英文化、中层通俗文学和下层民间文化。他们两位都倡导一种多元和互动的整体文化观，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整体，没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荟萃就无法构成一个民族灿烂的文化。他们的思想都不是纯粹从理论上进行，而是把理论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其结论是，在文化的转型时期，新文化的形成必当得到下层文化的支持，因此必须重视下层文化对文化转型的激活作用。这个观点很重要，把文化问题提高到历史层面上来谈。

我主张建立一种文化诗学。文化研究应该成为文化诗学研究。这种研究首先是文学的，是诗情画意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反诗意。看一篇作品首先还是要从美学的标准来检验，如果它不是美的，那它就不值得我们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评了；同时，又要文化视野，进行多学科研究，包括文化、语言、宗教、历史、科学、道德、政治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诗情画意应该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文化。诗情画意与社会文化是共生和互动的，两者构成交汇关系。通过这种文化诗学研究，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更具文化内涵又有诗情画意的文论。我觉得文化诗学是我们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综合，既可能保留文学理论固有的知识体系，又开辟文化新视野。

（陈雪虎整理，未经本人审阅）